会里有千秋
中新社总编辑王晓晖近日已调南开大学任教授。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于2021年10月17日，是南开大学迈入新百年之后的首个专业学院。本期小牛工作室分享王晓晖在《中国记者》2002年第10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会里有千秋》，供同行参考。
会议是什么?
至少会议现在还是中国政治经济生活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之一。对于媒体来说，它是最大的“内容提供商”。现在，会议逐渐承担起国家运转过程中的规范性责任。与此同时，会议又越来越多地为崛起的企业界和商界人士提供舞台。学术的繁荣和异彩纷呈有时候也是通过会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交流的平台通常以与会议类似的形式建立起来。
会议是什么?
是人和人相加，是说和听。记者是什么？是最大限度地获取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最重大、最敏感、最有变化的信息并奉献给读者的人。要和人打交道，要了解和倾听，要把你告诉他，让世界知道彼此的存在。所以说，记者对会议有着最天然的需求和最基本的联系。
会议的田野和新闻的麦穗
采访会议是什么?
是被采访单位以会议的形式为你间接地展示广泛的政治、经济与学术信息，是被采访单位为你召集好多位在你需要的领域有专长的人。他们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里，呆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方，营造出一个巨大的新闻场。他们每个人都是一个新闻源，在会场上、饭厅里、楼道里，他们向你微笑着点头，像一株株成熟的麦穗，等着你收割。
当然了，你想收割的时候，得会开收割机，还别赶上下雨刮风。至于到了“两会”或是党代会，记者算是赶上了新闻的丰收季节。不可限量的新闻源说有多大都不算夸张，新闻的田野说有多广袤都不过分。至于怎么割，就是你手下的功夫了。
多少记者曾在万人的大会的喧嚣中茫然失措，但中新社经济部记者余东晖在人代会的小组会上一个上午从正襟危坐的会议室里“拎”出三个代表采访，一问，人家就说，一说，就是大新闻，一发，各报就趋之若鹜。
为什么?
会里有千秋，功夫在诗外。不是没有发生，而是没有发现。心里有，眼睛才有发现。有时候，新闻就惊心动魄或者悄无声迹地发生在我们身边，而那一天，我们却觉得无聊得要命，无奈地离开了会场。回到大平面，只是用提供的新闻稿，稍作剪切和粘贴，就完成了本月的最后一条定额。
而这时，《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正走在人代会代表驻地的走廊里，面对静悄悄的会议楼和深锁不应的房门发呆。发呆后的稿子却灵气四射——《高层公关行动》通过代表们的四处公关，写出了代表们为改革开放的努力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现时态。这时世界最大的会议——“两会”只是新闻的一个出发点，只是记者的一个落笔处，它的归宿和背景是中国广大的社会生活，今天的新闻正出落成明天的历史。
而这时，新华社记者李斌正在“两会”的大田里“疯狂地收割”。他的收获充满了职业的敏锐和激情，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他写了几十篇稿子：《孩子•票子•房子——政协委员关注百姓生活》《一桌年夜饭标价十一万——委员痛斥吃喝风》《一千亿元的大市场期待喝彩》《别让网吧“网”住孩子》《沉甸甸的八千五百万——政协委员关注文盲》《食品安全要从“田间”抓到“餐桌”》《老百姓为何排着长队买国债？》……
李斌带着一肚子的问题上会，在会议上，他所有的问号都变成了感叹号。他想要写什么就到会议上“说事”，他最大限度地开发了会议。
“你还有别的问题吗？我都能为你作出回答！”——会议这么说，对每一个记者。但很多人没有听见，他们逃也似地走出了会场。
倾听的耐心和发现的慧眼
有的会议很大，很重要，新闻扑面而来，让人应接不暇。有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思考和发现，而是记者的毅力、腕力和录入的速度。
的确，当一个上午需要写七、八篇甚至上十篇稿子的时候，记者的脑筋可能更多地用在如何做减法，怎样使我们奉献给读者的东西不是过于生硬和芜杂的。
但更多的时候会议很小，有点勉强，有点主观，甚至有些无聊。这时候，就需要记者有等待和发现的耐心。现在，中国的会议形式越来越多：发布会、展示会、通气会、研讨会 ……大量的会议需要你沙里淘金，梅雨望晴，需要你剥下会议无聊的外衣，切肤找寻新闻的所在。像一场艰难的球赛，到了补时时才在不经意中进了一个球，你需要为了最后的三分钟等待九十分钟的时间。像一个貌不惊人的姑娘，一见不能触目惊心，必须假以时日，才有可能变得回味悠长。
所以，在觉得无聊的时候，还能不能倾听，在觉得平淡的时候，还能不能深思就变得尤为重要了。
前不久，看到中新社政文部记者张朔写的稿子《足球热风吹进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觉得不错。这是一个在例行的会议上写出的不例行的稿子，要是从惯例上去写，那次可能创下时间超短记录的记者招待会新闻还不如以往多，但记者等到了球赛的补时，在第十五分钟的时候，记者用她的发现找到了一个“金球”。
——新闻发言人说：“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我祝大家回去后看一场好球。”大家相视一笑，硬邦邦的新闻发布会变得柔软许多。新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的形象也鲜活起来，可以亲近。这时，再引出新发言人和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介绍，就自然而然，完整圆润了。
这是刘建超作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第一次的登场，这是世界杯大赛第一场有中国队参加的赛事，这两个新闻的最基本要素在这场记者招待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记者的脑筋在这场记者招待会之前就已经动开了。据说，张朔在这天的上午就专程来到了外交部，她跑了三十多公里的路程和刘建超说上了不到三分钟的话，就怀揣着一份刘建超的简历回到了中新社。
下午六点多，中新社发出了《足球热风吹进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稿子，它并不完美，但有深思，有发现的耐心和等待的勇气。相信那一天很多记者都听到了刘建超的这句话，相信很多记者都在一笑之后对本次新闻发布会作了最为常规的处理，相信发现总不会很多，所以，发现才闪着光，让人珍视。因为记者的发现和洞察力并不是随着灵感凭空而来，它是对记者艰苦劳动的一种奖赏。
即使是在一个既重且大的会议上，要不被异化为机器，不被无意义的程序裹挟，而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写出自己的立意，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新华社记者朱玉在今年的“两会”上写了一系列大会议的“小”题目，其中，《一亿人的一个小时》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它写了中国青少年的睡眠问题，故事讲得小而重要，小而有趣。
其实，有时候，会议像海，你可以在里面走航空母舰，可以游泳捕鱼，也可以只取一瓢，提取些微量元素，而这微量元素从某种意义上并不一定比航空母舰“小”。
剑走偏锋和与会双赢
当然，会议有会议的主题。但是，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主题。更多的时候，你的主题有时是它的正题——为什么不呢？只要它是符合读者要求的，符合新闻要求的。有时也可以是它的偏题，甚至有时候也不妨是它的反题。我们也可以令人生气地“借题发挥”一下，只要你告诉了世界的是一个真实的、进步的中国。
大约是在八十年代末，我参加一个不用登记的社团组织的会议，会议有种种重大的主题，其中一项是选举新的执委会，进而选举新的领导班子。
那时候的选举还没有电子表决器，一张张数完票要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闲来无事，坐在大会堂，看着代表们不言不语，就依照会议正题写完一篇关于会议选举的稿子后，又精力过剩地猜测着反写了一篇某人落选的稿子。
选举的结果来得正是时候，刚旋紧钢笔，猜测就被核实，于是我一溜烟来到湖南厅，似乎总的选举结果还没有宣读完毕，稿子就被传回了中新社里。
传了就发了，发了还用了。好几年之后，那位领导还跟我们中新社的领导表达她的“关注”，我却因为把会议为我所用而暗中得意。
当然，更多的时候，并不一定剑走偏锋，反其道而行之。善待会议，就会有回报，就能双赢。
我曾做过政治外事采访，八年里常有机会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月一次，一次一周或更多。通常情况下，一上午写七、八条稿子，人容易变成机器。
这时候，就觉得生命被消耗、青春在消逝，三十九级台阶上没有容我思考的点点缝隙。遗憾着身历中国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但写出一面，写不出另一面，写出事件，写不出历史。
然而有时候，会议的可爱在会议的大幕还没有正式拉开就上演了。1992年的一天，我中午发完稿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厅独坐，四周阒无人迹，只有四百张红椅子静静陪我，没有最高权力机关决策时的郑重，没有大规模高层次会议的喧嚣，安静的空气过滤去暂时的浮乱，一时间，我似乎觉到，沉淀的历史和真实的现实携手向我走来。
我伸手抓住了它。《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红椅子》从委员长席、委员席、列席的红椅子，写到旁听席、工作人员席、记者席的红椅子，从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对政府工作监督的正常化，写到旁听制度的健全、新闻报道的开放，从椅子写到椅子上的人，写到人员的变迁、人事的更替……等等。
它是用会议做成的一件衣服，它的每一个段落都是用一次又一次的会议连缀起来的。
会里有千秋。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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